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桃花源人”，邓小平在这个全国性的运动中显然是受害者。他虽然被迫“下台”三次，但最终还是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和十大元帅中的九个都“交情不错”。唯独和林彪交集甚少。
一直以来，林彪是主帅，邓小平是政委，且不在一个战区，本无交情。
两人性格也大有不同：林彪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长期的军旅生活和身体的病痛，让其脸上罕有笑容，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而邓小平的性格更接近于毛泽东。幽默风趣、豪爽敢言，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与人交谈喜欢开玩笑，使人如沐春风。
建国之后，林彪和邓小平都在中央工作，但没有来往。
据说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让邓小平和林彪谈一下。彼时，林彪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毛泽东爱惜邓小平的才华，想让邓去“辅佐”林彪。
但由于二人性格上的不合和林彪对于邓小平的戒心尚未消除，两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就这么谈崩了。
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了。他在此时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意图，和刘少奇试图将文革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向一些高校派出了工作组。
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调研归来的毛泽东，在听了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之后，勃然大怒，责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上做检查。
1966年10月25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罕见的批评了他一直很赏识的邓小平，说邓“耳聋”，开会总找离自己远的地方坐，且在建国之后从来不主动找自己汇报工作，为人太高傲。
这一系列话语，显然让党内一些阴谋集团嗅到了彻底批倒批臭邓小平的味道。
1967年4月1日，在毛泽东授意之下，文革中“三大笔杆子”之一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文章对除了对刘少奇恣意污蔑，还提到了“二号人物”邓小平。
与刘少奇此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面对这些无端的污蔑，邓小平审时度势，决定给主席写信，承认所谓的“错误”，要求面见毛泽东。
收到邓小平信的毛泽东随即对此做出了反应。他让自己的“内侍”汪东兴去邓的家里看望了他，并带来了三个关键信息，让邓小平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活重燃希望。
第一条是要忍耐。意思是目前的形势是对于像邓小平这些老干部的考验，能不能过人民群众这一关，要看邓的表现和忍耐力。
第二条是刘邓是分开的。这预示着毛泽东的矛头对准的只是刘少奇，对于邓小平是留有余地的。
第三条则是告诉邓小平，有事可以向他写信。显然，作为在红军时代就追随自己的邓小平，毛泽东对其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还是颇为关心的。
在汪东兴要返回的时候，邓小平恳请他给毛泽东带一句话：大字报上关于自己的污蔑子虚乌有，要求自己面见毛泽东谈一谈。
原本以为自己的要求如石沉大海，但在1967年5月某天的深夜，邓小平被专车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进行了彻夜长谈，一直到东方发白才回到家里。
在谈话中，毛泽东告诉邓小平，在这个阶段，如有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汪东兴，给他写信。这意味着毛泽东没有把邓小平交给江青和林彪集团，客观上让保护了邓在文革中的处境。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此次谈话的时候提到了林彪。由于邓小平对林彪并无了解，在文革初期，由于政见不合，两人还谈崩过。
故当毛泽东提起邓对林彪的看法的时候，邓小平采取了三缄其口的方式，不做评价。这让毛泽东感到些许不快，以他的设想，由邓小平这个懂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人辅佐林彪，应该是中国之后多少年的希望。
原以为在和毛泽东谈话之后自己的处境能够好一点，但没想到的是，邓小平的境遇更加艰难了。林彪此时更将其看做了威胁自己的第一大政敌，本来和邓小平关系不好的江青集团更是伺机而动，将一桶桶脏水泼在了其身上。
1967年7月底，戚本禹组织了批斗邓小平卓琳夫妇的大会。会后，邓小平分别向汪东兴和毛泽东写信求救，这回可真是石沉大海了。
毛泽东大概想通过批判大会磨一磨邓小平的锐气，要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次年5月，邓小平专案组成立，他彻底被打倒，停止一切中央指派的工作，到家里专心写自己的“自传”，自查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
毛泽东在邓小平被打倒后，又不断释放出一些信息。他坚持认为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虽然犯了一些错误，还是是要“保”的。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时对邓小平进行了抹黑指责，并一致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一直痛恨拉帮结派的毛泽东为邓小平说了好话。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开除邓的党籍，另一方面认为邓小平在革命历程中是有功的，干了好事的。
这句话显然一锤定音，把邓小平从深渊中拉了上来。
此后，毛泽东在和随行人员谈话的时候曾经说：“邓小平是个标兵，我看还是要保。”可见，随着文革的发展，毛泽东也逐渐感觉到一些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需要被解放出来继续工作，遂有感而发，说出了邓小平是“标兵”这样的话语。
1969年，在毛泽东外出巡查之际，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
这个命令强令中央的一些党政军领导分散到各个省份去，并美其名曰“保护”。但到地方去立即被军方监管起来。作为林彪眼中钉、肉中刺的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
随即在军方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卓琳夫妇来到南昌郊外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做工。
在工厂里，邓小平做的是钳工，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干过这个。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手里的活不差，一起做工的工人都赞不绝口。
在这个过程中，他远离了政治，反倒有些超然般的轻松。他早上去工厂做工“劳动改造”，下午在家读书。吃完饭后就在院子里散步，甚至还有打桥牌的时间。
总体上来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之下，邓小平没有落到林彪和江青等人的手中，避免了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下场。
1971年秋，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不久，厂房突然有人急匆匆的来通知邓小平去聆听中央文件传达。
在得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而汗附近坠亡的消息之后，邓小平略感兴奋的对老伴卓琳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让毛泽东心理和身体上都深受打击，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接班人的人选问题。此时，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其才能却一直深受毛泽东的赏识。如今“朝中无人”，这让政治经验丰富的邓小平感到再次复出变成了可能。
两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请求组织上能将自己的孩子安排的离自己近一点，便于照顾。同时又委婉的请求能否出来工作，“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对邓小平提出的“出来工作”不置可否，只是给汪东兴交待了安排邓的子女的事宜。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突然“到访”。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元帅的一生做了肯定，并接见了他的家属。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话，邓小平虽然有错，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旁聆听的周恩来随即派人将此话传播了出去。邓小平得知此事后，再次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大胆批驳了林彪的反革命行径，同时透露出自己虽然“老骥伏枥”，但仍然想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的决心。
见信后，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件上批示了大段评价性文字。基本上肯定了邓小平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功绩。这些批文随即被转到各政治局常委传阅，这一切预示着邓小平即将再次“出山”。
1973年，周恩来再次病倒。
1973年2月，中央正式发文召回邓小平，并“官复原职”，再次就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在进京后，除了会见周恩来之外，还会见了专程前来道贺的叶剑英元帅。此前，叶剑英和邓小平一样，在文革中备受林彪和“四人帮”的排挤。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叶剑英被污蔑为“黑干将”，虽然经毛泽东的一再提议，他保住了中央政治委员的身份，但其实一直在中央政治的边缘。
叶剑英和邓小平虽然在建国前接触不多，但在文革期间真可谓患难之交。叶帅很清楚邓小平的治国才能，虽在动荡的文革时代，他也在毛泽东身边大声疾呼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后，他更是为了邓小平的复出而辗转反侧，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说尽了好话。
此次来看望邓小平，叶剑英固然有道贺之意，但更多的是征求邓小平关于建军的良策。他知道这个老朋友有经天纬地之才，提出的建议必然是良策。
两个人就目前军队的一切情况交换了意见，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最终的话题不可避免的到了林彪的身上。
在事件发生之前，邓小平一直在江西，不清楚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叶剑英将林彪在“九一三”前后的一切阴谋告诉了邓小平，当提到林彪之子林立果纠集了一个所谓的“联合舰队”准备刺杀毛泽东时，邓小平震惊了。
他沉默良久，说道，对于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我军是卓越贡献的。但在建国之后他的野心日将膨胀，他本事是有的，只可惜大搞个人崇拜，语录不离手，表面上尊敬主席，其实是个野心家和伪君子。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再次出现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
这标志着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再次复出了！
参考资料：
殷之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又复出始末》《世纪》
《1972年邓小平谈林彪：不能说没本事，是伪君子》《人民网》
杨言东，石文《“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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